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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厕所”?从字义上看，古代的“厕”，从广，广像屋；从则，则当侧，这可将厕所解释为“设于房子旁边的侧屋”。
较早的典籍称“厕”为“清”，或作“溷”、“圊”。《说文》云：“厕，清也。”《释名》云：“溷，为浊；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厕所又称“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看来古人参观居住房屋，必到厕所去检查一番，而厕所还须用屏障掩蔽。
以上释说，大致勾勒出了厕所的最初形状及作用。它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厕所的建设和使用就已经十分规范。《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太平广记》卷八《刘安》条记述：
刘安成仙，遇仙伯，坐起不恭，语声高亮。于是仙伯的主者奏刘安不敬，应斥遣去，让刘安“谪守都厕三年”。
这虽是神话，但由此可见汉代的城市公共厕所已有一套规矩，而且水平也不低。
又如豫东所发现西汉梁孝王之王后墓，为目前国内最大崖洞墓，其主要建筑结构有天井、贮冰室、车马室、排水道、棺床、庖厨、浴室、厕所……墓中最为叫绝的用具之一就是厕所——便池右侧立一石质扶手，镶于便池后立石板中，坐便池上有两块靴状
汉代厕所造型画像石，其上用阴线刻手法刻画有楼房，常青树和几何纹图案，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坐便已不亚于现代装饰豪华的坐便池。
当然，这种厕所并非普遍，汉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为与猪圈相连，以使养猪、积肥并重。《汉书·武王子传》“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就证实了汉代厕所的这一特点。还有，东汉魏晋时的随葬冥器，郑州后庄王199号墓出土的汉代与厕所相联的灰陶猪圈，徐州十里铺姑墩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厕所与猪圈，均可证实，这种猪圈与厕所相联，饲养猪兼及积肥，已作为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在汉代普遍实行开来……
与汉代互相映照的是《梦粱录》中临安的那种有专人收集粪便的方式：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这叫“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这种专人管理，由专人收集粪便，专倒一处的方式，已具有了行业的性质，这也是公共厕所的一种。由于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得好，宋代城市卫生洁是闻名于世的，有所谓“花光满路”之誉。可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公共厕所事业，都是建设、管理得好的。明清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就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作赋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清代佚名《燕京杂记》说：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也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至清末时，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北京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为号。《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专有诗歌咏这一公共厕所事业：
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
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从宏观角度观察，明清南方的公共卫生要强于北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过这样的评论。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得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面：
一是清代城市厕所较多。穆太公就是因为到城里去，见道旁都有“粪坑”，才动了脑筋，做厕所生意的。在他看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二是乡村厕所也非常规范。穆太公请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他又请了一位镇上教书先生，为这个厕所题了个不伦不类的“齿爵堂”名字。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做广告。穆太公怕众人不晓得他所砌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四是厕所还需美观、方便。穆太公将厕所“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乡间人便后揩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便配上现成的“草纸”，加上他开的厕所“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连那女流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五是厕所的粪便可以出售。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就有去杭州买人粪的记录，穆太公卖粪正可互证：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
六是厕所文明已经形成。“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开化习气的吹拂。
这如同张宗法在《三农纪》中论述如何造好厕所一样：“忌当前门、后门及屋栋柱，不可近灶、近井。……出入当讳，扫治洁净。”
细细地立规矩，定章法，清代已将厕所的建设，当成居家讲究、宅之美观的标准。以上所叙只是平民厕所概观。若转换视点，看一看贵族厕所则又是另一番风光。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魏晋时期的数则轶闻。如《世说新语》载：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其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
载：“陈宛盛其居，上厕，上术汤盥手，槐板覆敞粪穴，为都城第一。”
《襄阳记》载：“刘香和如厕，从香烟上过。”贵族拥有的经济优势，使其使用的厕所也富丽无比。
《云林遗事》记明代贵族的厕所，建成高楼式样，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在旁边将粪便移去，根本闻不到臭气。这倒是对厕所建设的一个贡献。
厕所对贵族来说，并非是单纯的排泄脏物，在政治方面也起到过作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列举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汉文居灞北，临厕使慎夫人鼓瑟；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执豫让，高祖鸿门会如厕召樊哙，金日如厕擒莽何罗，范雎佯死置厕中，陶侃如厕见朱衣，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蒯盟孔悝于厕，曹植戒露顶入厕，等等。吕后切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名为“人彘”。宋话本《拗相公》描写王安石是在“坑厕土墙上”见到八句诗后受到刺激。这都使厕所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厕所也有其明快的一面。左思创作《三都赋》，就将笔砚置厕所中进行。欧阳修则常在厕所上读书。更为重要的是紫姑神，刘敬叔《异苑》记载：
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补充道：“亦必须净洁。”
沈括《梦溪笔谈》则说：“迎紫姑厕神，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之。”
实际上这是人们通过树立厕所之神，寄托一种不可歧视厕所的作用，要保持其洁净的美好心境。所以祭祀紫姑厕神，成为妇女的专职，进行占卜、求吉、求蚕桑丰收等，成为正月里一项具有喜庆色彩的活动。使人可以与此生发具有同等意义联想的是在元代大都市民之家，小孩的便器是“溺葫芦”。这是对厕所的一种变化，揭示出我们的古人，是很注意厕所以外的便器的设计和创造的。清代曹庭栋《养生随笔》就专门提出：
老年夜少寐，不免频起小便，便壶实为至要。制以瓷与锡，俱嫌取携颇重，惟铅可极薄为之，但质轻又易倾覆，或须边直底平，规圆而扁，即能平稳。大便用圊桶，坐略久，即觉腰腿俱酸，坐低而无倚故也。须将环椅于椅面开一孔，孔大小如桶，铺以絮垫，亦有孔如椅面，桶即承其下，坐既安然，并杜秽气。
《山居清供》曰：
截大竹整节，以制便壶，半边微削，令平作底，底加以漆，更截小竹作口，提手亦用竹片黏连。又有择葫芦扁瓢，中灌桐油浸透。制同于竹，此俱质轻而具朴野之意，似亦可取。再大便用环椅如前式，下密镶板，另构斗室，着壁安置，壁后凿穴，作抽替承之。
当然，最高级的还是应推帝王将相的便器。他们的便器又称“虎子”或“伏虎”，有的用玉制作，有的用七宝装成，珠光宝气，价值连城。这些帝王的便器无论从制造技术还是新奇、质量诸方面，都未能超过慈禧太后的檀香木便器。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中记载它的具体形状：外边刻着一条大壁虎。啊呀!这条大壁虎，刻得不用说有多好看了。它好像碰到什么猎物要进行捕捉一样，四只爪子狠狠地抓着地，这就是官房底座的四条腿；身上有隐隐的鳞，仿佛都张起来了；肚子鼓鼓地憋足了气，活像一个扁平的大葫芦，这正好作官房的肚子；尾巴紧紧地卷起来，尾梢折回来和尾柄相交形成一个8字形，巧妙地做成了官房的后把手。壁虎头翘起来，向后微仰着，紧贴在官房肚子上，下颔稍稍凸出，和后边的尾巴正好是平行地位，手的虎口恰好可以托住，正好作为前面的把手。壁虎头往后扭着，两眼向上注视着骑在背上的人，嘴略略地张开一条缝，缝内恰好可以衔着手纸!两只眼睛镶着红红的不知叫什么的宝石，闪亮闪亮的。整个官房比瓷盆略高一些，可以骑在上面。官房的口是略长的椭圆形，有盖，盖的正中卧着一条螭虎，作为提手。……我不知有多少次看着老太后骑在上面，用手纸逗着大壁虎玩。大壁虎的肚里，是香木的细末，要干松而蓬蓬着，便物下坠后，立即滚入香木末里，被香木包起来，根本看不见脏东西，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恶气味了。这种便器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使用一次，在感觉上不啻于一次美好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只能专属一个人。这种在便溺时也要保持天下第一的尊严和极舒适的享用姿态，也是封建王朝典章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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