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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改革

 

  社会上政治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改革要求;出现改革家和改革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时期,前后出现过两次大的社会改革,一次是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一次是西汉末年的天莽改制。两次改革,一次是成功的,一次是失败的。对两次的改革家,却又都是悲剧。

  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他得到国君的信任,推行他的抱负和政治主张,基本上行所欲行了。但结局是悲剧性的,他被车裂了。

  王莽是又一类型。他之代汉取天下,可谓应天命顺人心的。针对当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计划。他是个主观理想主义者,是位幻想家,他到死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的。他的失败,是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必然的悲剧。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三个大势力:国君或皇帝,掌握土地和财富的豪富集团,农民。官僚多半出身于掌握土地和财富的家富集团。社会改革的成败,这个集团往往起很大作用。改革就要动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拼死反对。商鞅变法虽成功,商鞅死在他们手里。王莽改革,一半失败在这个集团手里。

  下面且看王莽改革:

  王莽的上台,是应天命顺人心的,他的失败,又是天怒人怨的结果。在古代人的思想里,天心是顺应人心的。

  王莽上台之前,汉朝统治者已统治不下去了。

  宣帝被称为西汉中兴之主,但就是宣帝时期已是问题重重。前面引用过宣帝晚年就有个诏书说:“今天下事少,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汉书·宣帝纪》)。他已经尽心尽力了,而仍是“民多贫,盗贼不止”这真使他不明白。元帝时的情况,由他的几个诏书可以了解;“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哀,百姓愁苦,靡所措躬。”“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百姓屡遭凶咎,加以边境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同见《汉书·元帝纪》)。

  元帝时人民生活情况,大臣的上疏中也多谈及。贡禹曾经指出:“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汉书·贡禹传》)。

  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势,成帝时继续发展。成帝罢免丞相薛宣的策说:“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汉书·薛宣传》)。谷永也说:“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究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铁官徒暴动,农民暴动,在成帝时是不断发生的。参加暴动的人数和地区,在不断扩大。

  哀帝时,鲍宣上书说,凡民有七亡,七亡尚可,又有七死。他把这归之于公卿贪污、腐败,说这些官员们,“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者。(《汉书·鲍宣传》)。

  如前所述,昭、宣、元、成都曾以赐贫民和假贫民公田以及贷给种粮等措施来帮助农民,渡过困难,成帝还多次赦免天下徒,皆不能解决问题。

  人民对汉政权已失去信心。人心惶惶不安,社会上一有流言蜚语,极容易轻信。成帝时,关东大水,流杀人民多至千人。而京师却无故诋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汉书·成帝纪》)。哀帝时,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哀帝纪》)。这种谣言流传和相信谣言,都是人民对当代政治、社会失去信心的表现。

  董伸舒开始大讲灾异。昭宣以后,灾异思想和五德终始思想大盛,成为在政治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思潮。当时人的政治信仰是宇宙间有五种德在轮流,对宇宙的运转进行统治,人间统治也是和宇宙一样,五德轮流进行统治,皇朝亦如“四时之运,成功者去”。这时忠于一家一姓的思想是不强的,拥护刘家政权的刘向说:“王者不可不明三统,明天帝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汉书·刘向传》)。谷永对成帝说:“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治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这是先秦民主思想的继续,这是反专制反暴君的优良思想传统。

  昭帝时,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儒生睦弘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他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汉书·睦弘传》)。睦弘以袄言惑众,大逆不道:伏诛。但问题在人民已根据自己的思想信抑,敢于大胆的提出要刘家皇帝求贤让位。

  宣帝时,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宣帝下诏说:“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汉书·夏侯胜传》)。皇帝接受灾异论了。

  成帝时,灾异屡见,成帝也很害怕。他问儒生谷永,谷永说:“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间,群灾大异,交错蜂起。……兵乱作矣,厥期不久,隆德聚善,惧不克济。”(《汉书·谷永传》)。这是说,汉家该让位了,就是再作好也已无济于事了。

  哀帝时,有人建议“再受命”。这是皇帝可以接受的。再受命,表示已经改朝换代了。哀帝接受这一建议,下诏改元易号,“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这种汉家当求贤让位的思想,汉家运数已尽的思想,使得王莽取帝位有着广泛的舆论基础,人民基础。它大大的有助于王莽取代汉家政权。

  王莽家族的地位和王莽个人生活经历,也是王莽爬上皇帝宝座的重要条件。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为元帝皇后,生子成帝。成帝时,王莽的伯父王家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辅政。世谓四大司马。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王氏在朝廷上的专横,举一事以为例。“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汉书·元后传》)。

  王莽出身这个家庭,但他的幼年遭遇却不同于他这些伯叔兄弟们。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未得封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生活侈靡,以舆马声色逸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抵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诚备。

  王莽这段早年遭遇,对他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却很有关系。他的外戚家族,使他有了政治凭藉,他早年的“孤贫”和折节读书,使他接近社会中层和知识界,了解当日的社会问题,并能了解一般中下层阶级的问题和要求,取得社会的拥护。

  王莽伯父大司马王凤病,莽侍疾,亲尝药,蓬首垢面,衣不解带连月。王莽的行为,和他王家众兄弟纨袴玩乐者不同,王凤很受感动。王凤将死,特向王莽的姑母皇太后及成帝推荐王莽。遂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靠了这些,王莽在官僚、土大夫阶层取得很好的声誉。当世名士,威为莽言。成帝很器重王莽,封莽新都乡候,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城。爵位益尊,节操愈谦。

  王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成帝遂以王莽为大司马,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王莽为了使名望超过前人,克己不倦。生活愈加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汉书·王莽传上》)。

  成帝死,哀帝即位。成帝无子,哀帝是成帝的弟弟定陶王的儿子,不属于王皇后这一支。随着成帝之死,王莽也下台。哀帝时期,王家的政治地位相当紧张。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元帝妃)和他的母亲(定陶恭王丁妃)都很想抓权,王莽和王氏家族自然在被排斥之列。王莽辞官后,不久即被“谴就国”回封邑新都。这段时间,王莽是很紧张的。傅、丁两家,如果是比较成熟的政治斗争者,有可能把王莽除掉。但傅、丁两家不是这种人物。王莽在新都侯邑,小心谨慎,韬光隐晦,杜门不出。其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杀奴是犯罪的。王莽怕因此引出问题,不得不迫令儿子自杀。

  王莽就国三年,官“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同上)。哀帝征莽回长安。

  一年多,哀帝死。这时傅、丁两太后皆已死。掌权的大司马董贤,只是哀帝宠爱的一个少不更事的庸才。王莽姑母皇太后,“即日驾至未央宫,收取玺绶,遗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同上)。

  王太后拜莽为大司马,立年仅九岁的平帝,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

  从此,政权落在王莽手里,由安汉公而宰衡、居摄、假皇帝而真皇帝。

  王莽代汉,不但得到整个官僚系统的支持,也得到民间士大夫的支持。推荐他为宰衡时,“民上书者八千余人”。(《汉书·王莽传上》)。后来“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同上)。这里面很可能有王莽的授意群下的奉迎,但近代史以前,很少人搞这种“民意测验”。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里一次民意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里“民主”意识的残迹。重要的是它反映王莽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

  王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重局势下取得政权的。拥护他的人,把他看作救星。王莽上台以后,形势要求他必须拿出一套改革办法。如前所述,当时的问题是: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农民破产流亡沦为奴隶。商人资本操纵社会经济。王莽改革,就集中在这三个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和货币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西汉初年即开始成为问题的问题,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贾谊已经指出他的时代“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他希望文帝及早注意,及早解决。解决之道,他提出“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晁错更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他指出商人阶级“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指出“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指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贵粟”,“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如此,“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接受他们的建议,采取了重农、贵粟,减田租的措施,但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却更日趋严重。

  到武帝时,已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董仲舒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武帝虽然没有直接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他打击商人豪强所采取的办法,超过了董仲舒的建议。他没收了商人的土地、奴隶和资本。虽然如此,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昭宣以后,土地兼并,农民流亡、徒奴暴劫一路发展下去,愈演愈烈。

  元帝时,人们对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认识逐渐深刻,摸到其源皆在于钱。贡禹已看到“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农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以至此呢?他说:“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贡禹建议,罢“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又建议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宜免为庶人”。

  贡禹建议赦免奴隶,元帝没有施行。但成帝却一再“赦天下徒”。哀帝更提出一个限田限奴的思想。他的一个诏书,我们前面已引用过。大臣师丹等根据诏书旨意提出限田、限奴办法,“诸侯王、列侯、……公主……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但由于哀帝的傅、丁两太皇太后、皇太后的反对而未能施行。

  为社会问题所困扰而又渴求解决问题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眼望着王莽拿出办法来。

  王莽的改革是从钱币开始的。居摄二年:“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汉书·王莽传上》,《食货志下》云“凡四品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值。”(《汉书·王莽传上》)。

  始建国元年:“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汉书·王莽传中》)

  “二品并行”,依《食货志下》,“莽即真(即始建国元年),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云“二品并行”者,罢错刀、契刀、五铢钱,而只行大钱、小钱也。

  这一年,在改革币制的同时,对田制和奴隶制也提出改革。他批评秦汉的田制奴制说: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役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祖,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同上)。

  这个诏书是王莽对秦汉社会问题的概括,也是一个声讨书。

  他提出改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的办法,来解决土地兼并和奴隶问题。他说:“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禦魑魅。”(同上)。

  土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王和私是对称的。土地属于王有,所以称为王田,奴隶仍属于私人所有,所以称为私属。但已不许卖买。这对于奴隶身分待遇有很大提高。当时的奴隶是和牛马同栏出卖的,改奴隶曰私属,不许卖买,至少把奴隶从与牛马同栏中提出来了。但奴隶并没有解放,仍然属于主人,所以叫私属。改天下田曰王田,这是王莽所想望的古代圣王井田制的恢复。

  为了防止商人兼并农民,王莽又设赊贷、五钧、六筦。目的在抑制兼并。他下诏说:“今开赊贷,张五钧,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汉书·食货志下》)

  张五均的办法是:“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钧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同上)。

  赊贷是民有急需,由官家贷与钱,低收利息,以免受高利贷剥削。赊贷的办法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同上)。十分之一的利息,比当时一般商人高利贷的利息低了好多。私人放债,一般的利息是十分之三、四,高的到十分之五、六和十分之十。

  六筦是: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钩赊贷,斡在县官。后来,又加上酒。

  王莽实行六筦的用意,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的一个诏书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钧、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筦之。”(《汉书·食货志下》,)。

  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六筦的目的在:“齐众庶,抑并兼。”(同上)。

  这是王莽的全部改革措施。为了解决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破产沦为奴隶问题,王莽的设想,不能说不是针对性很强的,想解决问题的。但实行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的,全都以失败告终。

  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我想可以归纳为三。

  一、首先是这些改革都是空想的,没有物质基础的,而且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

  把土地收为王有,恢复古井田制度,由国家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是王莽的理想。如果真能如此,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但这是不可能的。氏族公社时期的井田制,固已早就消失,就是西周春秋以来的王有土地下的井田制也早已破坏了。商业发展,交换发展,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这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这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谁要反其道而行,谁就要受历史的惩罚。王莽规定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禦魑魅,但王田命令发布不久,“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汉书·食货志下》)。

  始建国四年二月,中郎区博对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汉书·王莽传中》)。区博还是有些历史眼光的。他知道井田虽是圣王法,但其废久矣。秦之灭庐井而置阡陌,是“顺民之心的。”现在行井田,是“违民心”的,虽“尧舜复起,弗能行也”。

  王莽知道人民怨恨,遂下书:“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上)。

  从下诏书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不到三年。王莽的井田究竟实行到什么程度,已无从详考。但无论实行到什么程度,其不得民心是定了的。大土地所有者固然不愿意放弃他们土地的所有权,小农也乐于土地私有,不愿土地王有。土地王有也违犯了小农私有观念,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二、制度的本身有问题。以钱币的改革来说,他不知道钱币的价值是要由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法令可以决定的。有一次币制改革时的大钱与小钱重量是十二比一。大钱重十二铢,小钱重一铢。而价钱却是五十比一。这就必然引起盗铸。王莽币制改革一次,盗铸情况就严重一次。大钱、小钱,二品并行的法制一规定,盗铸钱者即不可制止。王莽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隶。(《汉书·王莽传中》)。于是“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成。”(《汉书·王莽传下》)。“每一易钱,民用破产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帛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锺官,愁苦死者什六、七。”(《汉书·食货志下》)。

  钱币大小比价的不合理,引起盗铸,盗铸引起千百万人的犯罪、罚作、死亡。

  三、官僚机构的坏事。王莽的改革政策,都是对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不利的。但是,政府官吏来自这两个阶级,绝大多数来自土地所有者阶级,一部分是商人。商人地主阶级,利在土地私有,农民有出卖土地的自由,商人兼并之家有收买土地的自由。出身商人兼并之家的官僚,如何会推行一种对它不利的政策?王莽的政策,即使本身是好的,如五钧、赊贷、六筦,但一经官僚机构去推行,好的也就变成坏的了,官僚们的贪污腐败,什么使东西在他们手里一过都变了质。后世王安石的改革,也有很大成分是失败在官僚机构的腐败。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制度本身、思想境界都是好的。他和王莽一样,有伟大的抱负,想对社会问题有所解决。改革总要有人去执行,徒法不足以自行。不能不依靠官僚机构。但一到官僚手里,事情就变质了,好事变成坏事。

  王莽在位,从平帝元始元年任大司马掌权算起,共二十三年(公元后1年到公元后23年)。他以绝大部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官僚、士大夫的支持上台,以士大夫地主的反对和人民暴功而告终。诚如当时一个卜者王况所说:“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书·王莽传下》)。他侵犯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在世家豪族反对和农民暴动下垮台。

  这位泥古不化愚而自用的改革家,在汉兵入长安,火焚宫殿,死在临头的时候,还“绀袀服,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拭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汉书·王莽传下》)。王莽被乱兵害杀。

  一代改革家,落了个悲剧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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