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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动、反莽和汉帝国的再建

 

  两汉之际,农民和豪族强宗是社会上有势力的两大阶级。农民人数众多,豪族强宗活动能量大。王莽末年,这两个阶级都起来造反。

  王莽初起时,豪族强宗本来是支持他的。王莽谦让不受新野田时,有四十八万多人上书要他接受。在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奴徒一次次起来暴动,朝廷束手无策情况下,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都把王莽看作解决问题的救星,支持他的上台。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起兵讨莽,因为他认为王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汉书·王莽传上》)。二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用翟义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汉书·翟方进传》)。这两次起兵,虽然一时也声势很大,使王莽震惧,但很快就被扑灭了。绝大多数豪族强宗官僚士大夫,都是支持王莽的,就是大多数刘氏宗室也是支持王莽的。

  玉莽末年的农民暴动,即山东的赤眉、荆州的绿林和河北的铜马,可以看作西汉后期农民、奴徒暴动的继续,是土地兼并农民贫困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的结果,而更直接的导火线则是王莽时期的连年灾荒。《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后汉书·光武帝纪》:“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汉书·王莽传下》:“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饿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数万。”《后汉书·刘盆子传》:“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东观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群起,四方溃畔。”(《后汉书·刘縯传》注引)。他们是饥饿所迫,铤而走险,目的只在抢劫吃食,并没有攻城略地反对王莽夺取天下的大志。《后汉书·刘盆子传》:“初崇等以穷困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泛相称曰巨人。”

  豪族起事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一起兵就是有野心的,力量大的要取天下作天子,力量小的也要割据一方,占一块地方,称霸称王。

  以刘縯、刘秀为例,他们是汉朝宗室,是南阳豪族强宗,一起事就是要恢复汉家皇业。《后汉书·齐武王縯传》:“莽末,盗贼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铁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后汉书·光武帝纪》:“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

  对于这两股力量,王莽不怕人数众多的农民暴动而怕豪族强宗的起兵,他认为农民只是乌合之众,流窜求食,成不了大事,而豪族强宗是要取天下的。《汉书·王莽传下》说:“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訖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宜饥寒群盗,大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说,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

  班固东汉初人,记载刘縯事迹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这大体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王莽末年的农民暴动,其起因是经济性大而政治性小。他们是为饥饿所迫而起,不是为了反对统治者,不是为了要夺取政权。绿林推刘玄作皇帝,是因为绿林自始就是农民和豪族强宗的混合体;赤眉推出刘盆子,是因为樊崇等曾归附刘玄到朝廷上呆过几天,要效法绿林;而铜马则始终留在地方,为衣食而战,未建旗号,未尝称帝。

  尽管豪族大宗的能量很大,但在政局安定的时代它是难以成事。刘崇、翟义两次起事的失败可以为证。豪族大宗能量的发挥,往往有待于农民暴动这股东风。秦末各阶级各阶层起兵反秦可作很好的说明。没有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那些六国贵族、英雄豪杰之士恐怕只有隐名埋姓在民间谋些小的生活之路,或为人主丧事切肉,如项梁、陈平,或看守大门如张耳、陈余,或如刘邦作个泗上亭长。但有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开路,这些人就都活跃起来了,纷纷起来逐鹿中原建立功业。司马迁评价陈胜吴广为“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并为之立《世家》,是有见识的。

  刘縯、刘秀起兵后不久,就和绿林农民军结合起来。刘玄、刘縯、刘秀起家的第一步,都是依靠绿林军,刘玄还靠绿林军被立为天子。

  从王莽短命帝国瓦解到东汉帝国建立,中间几年出现的是群雄纷立、割剧称雄的局面。势力强大的,在西南有公孙述,西北有隗嚣,东方有刘永、张步、董宪等。这些人没有能取天下的原因,有的是见事迟,失去逐鹿的时机。有的是地处边区,鞭长莫及中原;有的是志在划地自守,观望时机而终无时机。最后都被刘秀一个个的消灭。

  刘秀成功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一、是有河北作根据地,坐山观虎斗,到绿林、赤眉两败俱伤的时候,出来收拾局面;二、是得到豪族强宗的支持。三、是收铜马农民军,有了一支强大军队。此三者,是刘秀胜利的基础,也是他胜利的原因。

  更始定都长安,派刘秀渡河徇服河北。从此刘秀脱离了绿林集团的羁绊,也避免了他哥哥刘縯被杀的命运。

  刘秀在河北遇到两个敌对力量,一是王郎,一是铜马农民军。王郎在邯郸称帝,自称是成帝的儿子,得到河北大部分郡县的支持,刘秀一时陷于极端困境。他靠上谷、渔阳豪族强宗和豪杰之士的支持才转危为安。

  上谷、渔阳的突骑,是天下有名的精锐劲旅。《后汉书·吴汉传》:“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后汉书·耿弇传》:“弇曰:……渔阳太守彭宠,公(指刘秀)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突骑大约多乌桓人,《吴汉传》说:“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

  突骑不仅上谷、渔阳有,幽州十郡都有。刘秀“将发幽州兵”,“即拜(吴)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后汉书·吴汉传》)。十郡突骑,就是幽州兵,当时幽州属下有十郡。

  刘秀征服铜马军,也靠的是上谷、渔阳突骑。《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秋,光武击铜马于鄡,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食尽,夜遁去。追之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

  刘秀对铜马军的政策是以收降编为自己的军队为主。这支农民军比较淳朴,刘秀对之也以诚信为主,以取得他们的忠心。《后汉书·光武纪上》:“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

  败王郎,降铜马,刘秀大体稳住了河北。

  河北成了刘秀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基础。在河北地区内,又有两个地区是重要的,一是北州十郡,特别是上谷、渔阳大郡,这地区向刘秀提供突骑精兵。在古代战争中,骑兵有机械部队的作用,它可以由两翼迂回包抄出敌之后方,消灭敌人。刘秀击败王郎,收降铜马,平定河北,主要靠这支突骑兵。这在《后汉书》《吴汉传》、《耿弇传》、《寇恂传》里,记载的是很清楚的。可以参看。另一地区是河内,河内被比作楚汉战争时刘邦的关中。《后汉书·寇恂传》:“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鲔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人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光武谓恂日: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习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后汉书·冯弇传》:“光武将北恂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廪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弇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势以拒朱鲔等。”河内与关中不同的是:刘邦与项羽相峙于广武,关中是后方;而对刘秀说,河内则是前方,面对着更始的洛阳。形势虽异,而为征服全国的基础则一也。河内、上谷、渔阳皆在河北,上谷、渔阳足兵,河内给粮。河北成为刘秀统一全国足兵足粮的基地。

  刘秀胜利的另一条件是豪族强宗的支持。

  刘秀家族就是南阳大家豪族,有宗族、宾客。刘縯是带领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起兵的,他还派亲客到南阳附近各地联络各地豪族共同起事。刘秀就先和南阳豪族李通、李轶等于宛起兵,然后“将宾客还舂陵”的。他家有膏腴良田,在“南阳荒饥”的时候,他可以“卖谷于宛”。(引句见《后汉书·光武纪上》)。《东观记》说:“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不是膏腴美田,有水利灌溉,何能独收?

  刘秀家族,不但自己是豪族强宗,他家的亲戚朋友也都是豪族强宗。外祖樊家是南阳湖阳豪族,为乡里著姓。“世善农稼,好货殖”,他外祖樊重,“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后汉书·樊宏传》)。他姐丈邓晨,“南阳新野人,世二千石”。刘秀起兵,邓晨“将宾客会棘阳”。(《后汉书·邓晨传》)。刘秀阴皇后,新野人,豪族大家。刘縯起事,后兄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后汉书·阴识传》)。和刘秀一块起兵于宛的李通,“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著姓”,“后家如宫廷”。李通起事后,“兄弟门宗六十四人”被诛。(《后汉书·李通传》)。绿林系统头领议立天子时,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立伯升”。(《后汉书·王常传》)。这是绿林系统中的豪强派,这一派支持刘秀家族。农民派支持刘玄。

  豪族强宗既然是社会上一有势力阶层,刘秀家族起事后,所到之处即留意争取当地豪族强宗的支持。各地豪族强宗对刘秀结纳豪强的态度也是有所听闻的。刘秀到河北后,上谷郡功曹寇恂对太守耿况说:“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后汉书·寇恂传》)。寇恂上谷昌平人,“世为著姓”。(同上)。他和耿况之子耿弇率先带领上谷突骑归附刘秀。耿弇家族原是巨鹿大姓,武帝时“以世二千石,自巨鹿徙”茂陵。(《后汉书·耿弇传》)。《后汉书·吴汉传》说吴汉“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但是他在“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有宾客,还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此其人不得谓为家贫。盖魏晋以下,以世家门第为荣,耻贫贱出身;战园秦汉以自贫贱起为荣,不以贫贱为耻。此时代风尚不同。吴汉率渔阳突骑归附刘秀。吴汉为人质朴少文,甚得刘秀亲信。《后汉书·刘植传》:“刘植,巨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世祖以植为骁骑将军,喜、歆偏将军,皆为列侯。”《后汉书·耿纯传》:“耿纯,巨鹿宋子人也。……巨鹿大姓。……世祖自蓟东南驰,纯与从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訢、宿、植皆偏将军。”耿弇、刘植、耿纯,都是河北豪族强宗。

  刘秀对于河北豪族强宗,倾心交结。他对耿弇说:“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后汉书·耿弇传》)。刘秀的郭后,真定人,“为郡著姓”。(《后汉书·光武郭皇后纪》)。是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刘秀娶郭为后,就是为了结纳河北大族和真定王刘扬。刘扬本是支持刘玄的,由刘植的牵线和联姻郭氏,刘扬转而支持刘秀。

  在征服各地的割据势力时,无不注意争取家族强宗的支持。例如吴汉平定平原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注说:“五姓,盖当土强宗豪右也。”

  总观刘秀之胜利,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社会上两大势力阶级,皆能拢络为我用。铜马的降附,构成他的军力基础;豪族强宗之支持,构成他的政治社会基础。王莽因失掉农民和豪族强宗士大夫的支持而亡,刘秀因得到农民和豪族强宗士大夫之支持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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