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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统治
（684—712年）
准备时期（684—690年）
683年阴历十二月作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个皇帝不过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继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没有为此受到培养，也没有在当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为他新的尊严地位作准备；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他父亲的遗嘱才规定让有经验的武后继续施加政治影响。严格地说，她的干政只被容许在“军国大事之未能决者”方面，但她立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荣誉而无实权的退隐，她是决不甘心的。这一心意的第一个表示是她违反遗嘱的规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宫前”继位；在拖延加冕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对她儿子是否适宜继位有某种忧虑。人们对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他母亲的怀疑是否有根据，但即使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弱点，并已受他的妻子韦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个月，就提升他岳父韦玄贞为宰相。
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不满意她儿媳胆敢抗衡的武后是不欢迎这个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随着武后的消声匿迹会恢复他们传统权力的官僚们也不欢迎它。最反对这一任命的官员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绅士名门，通过科举制青云直上而成为中书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议事从门下省转到中书省，从而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并且当他被选中去接受垂死的高宗的遗诏时，又发现自己的威信进一步有了提高。关中精英集团中最强大的韦氏参加政治生活必然会损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对皇后父亲的任命。中宗对此反应非常鲁莽：“我以天下与韦玄何不可，而惜侍中邪！”［1］ 裴炎对如此强烈的反驳大吃一惊，就迅速报告武后，她便认为此话是言为心声。她召集朝廷百官，责备她儿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后平静地宣读废黜皇帝的诏令，这时羽林军就将他拉下御座。次日，在执政刚满六个星期后，他被更听话的二十二岁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废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这两者的合法性没有被像伟大的宋代理学家朱熹——他的《通鉴纲目》自13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等正统史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中宗直到710年死去时一直是合法的君主。尽管有这种历史的传统看法，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权力无疑是操于武后一人之手。在684年，唯一的问题是她究竟还怀有什么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们的怀疑。从一开始，她就鄙弃了以前关于牝鸡司晨的庸识浅见，在放逐中宗及其怀孕的韦后去湖北的房州（房陵）后，公开在朝廷主持政务和履行礼仪的职能，甚至不屑“垂帘”。她封她的长侄兼她父亲的继承人武承嗣为皇嗣，并且不顾像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说她开始像汉代篡位的吕后），决定在洛阳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庙。这一行动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权，并且刚好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即武后不久将不满足于以她的傀儡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它与684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造成以后李敬业叛乱事件的导火线。
684年的大赦令
在叙述这场起义以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内容是有益的，因为它是许多大赦令的典型。［2］ 在整个唐代，这类文献就像在吉庆盛典中论功行赏和赦免重罪这一本意那样，也被用来颁布重要的行政措施。在武后统治时期，颁布大赦令的次数频繁得异乎寻常，例如在684至705年期间年号变动了16次，每次都颁布大赦令。它们构成了一种有用的史料形式，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国内的状况，而且可以了解武后政府的若干总的方针路线。
684年的大赦令首先改变了政体的外表象征：此后旗帜将是紫饰金色，某些官员将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标志。和长安相比，武后一直偏爱洛阳，它被定为“神都”，那里的皇宫定名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对命名的深切关怀。所以它又声称某些官职的职称有缺陷，必须予以改变。关于新选用的名称有的可追溯到第一个周王朝的传奇时代，另一些则使人联想到道教神话中的仙境。当时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几个名称，例如凤阁（中书省）、鸾（一种神鸟）台（门下省）和肃政台（御史台），这些均不见于中国史籍。武后之母被尊为太后，这一头衔的明显含义是，武后本人出身于帝王世家。这些俨然与新王朝开国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忧虑和反对。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赞黎民的厚德，厚赏年迈之人，并且提出要救济贫困和宽恕某几类罪犯。在承认赋税过重——特别是两京周围地区的赋税——的同时，武后答应减轻负担。为了表示她的俭朴，她遣退了许多宫中的仆婢；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应让有迫切愿望的边境戍军回家，不中断祭祖。像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见的规定在武后时期特别多，并且被传统的历史学家非难为“笼络人心”的应急手段。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倾向于把它们视作民众反对贵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阶级斗争手段。它们一定深受当时平民的欢迎。
最后部分试图解决当前施政中的问题。武后说，近几年领土的扩大已经引起了各道原来过得去的行政质量的下降，京师以外贪污成风。御史台将设立一个新部门，以严密监督各道和经常进行视察。另一个弊病是规避赋税和徭役，随着近几十年国内安定而出现的人口激增，这一问题因行政的混乱而更加严重了。为了与登记不实和在人口统计数字上玩花招等现象作斗争，政府拟对行政单位进行一次严格的复查，如县和州的人口分别超过原来的一万户和三万户的限额时，政府就另设新的县和州。人口的增长和再分配是7世纪后期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武后对此非常注意，并且曾一度企图对道的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组，但抱敌视态度的史书否认她在这方面的贡献。［3］ 在这一大赦令中，她还承认了军事领域中的弊病。其中主要的弊病一是升赏不当造成的士气低落，一是把基本上是防御性和临时性的府兵变成半永久性和职业性军队后造成的过长的服役期。此外，许多富人只是捐官而从不赴职。武后命令有关官员惩处这些犯法行为，但她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更广泛的含义。最后，她强调了用儒家灵丹妙药来解决行政困难，即吸收“有德之士”担任文官。所有高级官员应举荐一适合当官的人。没有一个唐朝统治者像武后那样深深地依赖这一措施；这一措施连同她经常采用的除科举制以外的其他吸收人才的方法，使得官员人数大量增加。自657年以来，批评已经越来越多，所以武后在此大赦令中被迫作出反应：干脆不承认官僚机构已变得太大。
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问题决不是详尽无遗的，但也许足以说明初唐的某些制度的退化情况。原因有几个：国内的长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长，又造成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已使边境行政和防务需要新的形式。像科举制那样的其内容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他一些发展已经引起了很不平静的情绪，一些人特别是因为“突然展现的前程”而很不平静，这些人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贵族门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为高级官员的大门之外。简言之，太宗的“遗产”已经过时，而武后也不是创新者。最抱乐观态度的历史学家只好承认，她没有使她继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重大政策——加强帝王特权和中央权力，征服“外夷”，“笼络人心”——合在一起却暴露了制度的种种缺点。她留给玄宗的财富（主要表现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和高效率的办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为可能。在她统治的开始，她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此外，她在整个掌权时期受到了自己是妇女这一生理事实的牵制。儒家反对女性统治这一禁令的严厉性意味着她的地位永远不能被人接受；［4］ 她很快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从而使她把自我保护和自我炫耀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李敬业的叛乱。
恐怖统治
叛乱者的领袖为征服高丽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的孙子。李世已死于669年，他积累的荣誉保证其后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凭特权进入仕途，而李敬业已在官场中开始了他的事业。但最近，他已驻节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相交处的扬州。［5］ 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傲慢但又懒散的气氛中，他的大部分亲密伙伴也一样是因各种过错被罢官的出身名门和有声望的人。他们当然都伺机恢复自己失去的家业；到684年年中武后的雄图尚未大定，这种形势有助于创造一次起义的理想气候。
叛乱者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虽然公开的目的是中宗复位，但他们又另立一人并在名义上把他抬为首领，称此人为中宗的兄长，即已死的李贤（他长得很像中宗）。因此，敬业很可能无意让中宗复位，为了掩盖自己改朝换代的野心，就借用这个被废黜的统治者的名字以争取支持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企图给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骆宾王为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檄文，［6］ 其文开始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官，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继续以一系列的历史隐喻详细叙述妇女左右以前历朝政体的恶果，强烈呼吁同僚们与他一起造反。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气惯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檄文的陈述当然是很不确切的，不过它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念。敌视武后的史学家们极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见于其他有声誉的史书之中。檄文之传布既广泛又迅速；据记载，武后在叛乱初期已见到一份檄文。她的反应既典型，又能说明问题。她说她的大臣们是多么愚蠢，竟让像檄文作者那样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尽管檄文写得很妙，却不能吸引许多人同情叛乱事业；不到三个月，起义就被粉碎。叛乱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武后推行了奖赏抵制叛乱的人和宽恕胁从的叛乱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业作为一个指挥将领有着种种缺点。一名副将有几次敦促他在山东—河北地区寻求支持，并说，在那里可以发现最优秀的战士和反对武后“独裁”的最强烈的不满情绪。［7］ 近来的研究倾向于认可这一策略，指出在整个唐代，这一地区历来厌恶来自长安的统治，特别在经济困难和夷狄入侵时期，这种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十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强。当三倍于他的帝国军队来讨伐他时，胜败不久便见分晓；如果说这次叛乱的规模如此，它引起的后果却远不如叛乱本身严重。但在武后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叛乱者与朝中人士的关系。在那一年阴历九月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裴炎被捕，并被控犯了叛逆罪。
当时的这一指控是指与叛乱者合谋和在武后预定前往龙门万佛洞的途中策划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证明的情况下，他有罪或无辜的问题成了大量历史论战的题目。［8］ 几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从她的反应判断，影响是深远的。裴炎的朋友们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烦地驳回这种传统的辩护时，行动迅速果断，她说：“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场上被屈辱地处决了，而胆敢为他辩护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惮”的程务挺将军也在他军中未发抗议的情况下被斩首。这时，李敬业已战败并被部将所杀，武后用亵渎他祖父的坟墓和剥夺他家族一切荣誉的方式来泄愤。据一份史料记载，在这以后她召集满朝文武官员申斥说，她为国不遗余力地操劳，每个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9］ 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10］ 在686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实行到唐朝结束。［11］ 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12］ 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微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13］ 这种统治“作风”的事例还很多，传统史学家们很喜欢把它们与“贞观之治”进行对比。［14］
第二种由恐怖统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性质的。也许因为武后记得，平民百姓曾经拒绝支持叛乱和她发现高级官员中有人与她为敌，所以她对后一个集团进行报复。一种史料在谈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时说，她的大部分受害者是“海内贤士名流”，实际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而不是指诸道官员。［15］ 因为对他们的指控一般是煽动叛乱，所以惩处株连到他们的家属（放逐或沦为奴隶）和涉及他们的财产（加以没收）。即使受较轻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而近时的研究指出，组成初唐上层贵族大部分的几百户高傲的贵族门第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虽然在中宗复辟前后有几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复元气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它们与较下层的社会竞争高官的力量永远被削弱了。［16］ 7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诏令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含义，诏令授权告密者可以公费从全国各地前来揭发。从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识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担任高官，奴仆揭发主人等——大量出现。官员们警告武后说，这些措施将引起全国大乱，使平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这里所指还必须包括专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和流放至岭南这种漫长而惨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动乱。［17］ 有好几年武后对这些异议置之不理，这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这些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的好处。它们可以到处提醒人们注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在它之上还有她本人这一事实。
最后必须承认，在恐怖统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严重的考验下幸存下来。不公正现象的确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应对受害者家属宽大的方法逼取供词和处理案件时产生的。武后常主持审讯或复核重要的案件；当像徐有功等大胆的御史面陈执法不当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得到支持。［18］ 当武后在697年处决了她最后的秘密警察后，她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们的蒙骗而推行不正当的重刑而表示了遗憾心情，她很可能是真诚的。［19］
恐怖的开始有时被认为是武后企图篡位的明确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也有迹象表明在以后几年，她本满足于继续以睿宗的名义进行统治，从而使自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历史的谴责。迹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纳了第一个面首，此人是她女儿太平公主引见的一个粗壮的脂粉（和春药）货郎。此事迅速成了一件公开的丑闻；为了使他的未净身之躯得以在宫内容身，她就让他出家，并放肆地立他为中国最有名望的白马寺的住持。新僧——历史上称薛怀义——立刻带领一帮暴徒在京城称霸，侮辱官员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前一直忠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着迷的状态。她与他单独厮混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经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为他的“怪僻行为”开脱。686年初期，她提出要还政于睿宗，但据历史记载，后者“知〔武后〕非诚心，奏表固让”。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政务上了。这个僧人受她的宠幸几乎达十年之久，而他反过来也在几个方面为她效劳，如当过与突厥人作战的将军，在688年担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灿烂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时，他表现得更为能干。［20］
行政改革
但不应下结论说，因为武后迷恋这个僧人就变得不问政务了。如果说在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对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进行了几次征讨，并改组了安北都护府。［21］ 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订了律令，［22］ 授权御史监督佛僧在京师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且在整个这一时期又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以处理人口——特别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动和增长。官僚机器也大大地发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没有才之士的关怀方面，在正规的考试外还特持“殿前试人”，每年选拔更多的人来效劳，并且绅士和平民都获准自荐。［23］ 政府在京师和各道设立了新的官职：常平令、左补阙和左拾遗等。六部的官员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质量一度有所改进。同时，武后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以她的名义刻印大部头文学汇编方面。据说她推动了新翻译她敬奉的华严宗经卷的计划，后来当她在洛阳任命于阗的高僧实叉难陀时还参加了编辑工作。［24］ 在这一时期，京师的四个藏书馆每年必须送呈藏书的书目。⑥
武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也表明有所认识，虽然她的解决办法是零碎的和基本上无效的。自666年因铸新币失败而引起了商业混乱以来，中国的物价一直在上涨，到高宗去世时米价比繁荣的7世纪30年代几乎高达百倍。另外，连年歉收，再加上防务开支的增加、文官队伍的扩大和逃税行为的蔓延，给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677和678年，财政问题达到了危急的程度。处理这种局势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还有大臣的建议，但武后宁愿依靠一些权宜措施去解决问题。684年当政府已无力支付下级官僚全部官俸时，她反而为政府增加额外的官员。［25］ 687年华北的大部分为饥荒所苦，在遥远的岭南道出现了武装抗缴增税的事例。［26］ 镇压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难的根源却被忽视。武后的最大的失败是她提不出经济政策，这样说可能符合事实。
尽管这些年有许多行政活动，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动放在寻求支持和安全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建立告发制；另一个则是经常颁布旨在赢得民心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存在。［27］ 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加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28］
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年在洛水发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员在内。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29］ 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譔。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30］ 甚至这些人也不热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31］
这次起义成为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是真正的威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③
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霸占王当作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32］
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作是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33］ 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34］ 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痛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35］ 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的庇护人！［36］ 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九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④
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六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1］ 《资治通鉴》，卷203第6417页；《旧唐书》，卷87第2843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2］ 全文载《全唐文》，卷96第11—16页；《文苑英华》，卷463第6—11页。
［3］ 《旧唐书》，卷94第2993—2994页；《新唐书》，卷123第4367—4370页。
［4］ 见杨联升：《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47—61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页。陈寅恪文引了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5］ 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页。
［6］ 《旧唐书》，卷190上第5006—5007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第1—2页；《文苑英华》，卷646第11—12页。
［7］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6—6427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8］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5—6426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第144—145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9］ 《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10］ 《资治通鉴》，卷203第6439—644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8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唐书》，卷186上第4840—4842页。
［11］ 《唐会要》，卷53第956—959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7—6438页。
［12］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年），作者在书中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年），第174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140页以后。
［13］ 《旧唐书》，卷57第2296页；《资治通鉴》，卷204第6444页。
［14］ 例如，见《旧唐书》，卷186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页。
［15］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2—6513页；《旧唐书》，卷57第7页；卷186上第4849页。
［16］ 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17］ 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页。
［18］ 《旧唐书》，卷85第2817—2820页；《新唐书》，卷113第4188—4192页；《通典卷169第894—897页；《册府元龟》，卷616第1—8页；卷617第13—16页。
［19］ 《资治通鉴》，卷206第6523页。
［20］ 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131—132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第271—300页。
［21］ 《唐会要》，卷73第1309、1315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5页。
［22］ 《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3页。
［23］ 《册府元龟》，卷639第20页；《通典》，卷15第83页；《唐会要》，卷75第1376页；《唐会要》，卷76第1390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24］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年），第107—149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25］ 《唐会要》，卷91第1652页。
［26］ 《资治通鉴》，卷204第6445页。
［27］ 《全唐文》，卷96第16—22页；《文苑英华》，卷463第1—6页。
［28］ 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48—6449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29］ 《旧唐书》，卷76第2661页。
［30］ 浦立本在其《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料。
［31］ 《资治通鉴》，卷204第 6449—6452页，载于《旧唐书》卷64第2431—2432页和卷76第2661页以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57页。
［32］ 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18.5〔1967年〕，第89—94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33］ 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 6〔1936年〕，第5—42页）对新字作了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89年），第339—342页。
［34］ 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年），第685—761页。关于佛寺，见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年），第25—31页。安东尼奥·福特的《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1977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35］ 《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第1107页。
［36］ 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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