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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690—705年）
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年唐代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1］ 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方路线”。只是在这个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2］ 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3］ 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
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世纪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4］ 当武后选洛阳为都时，她一定意识到自己与唐都及那些已调到那里任职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断绝关系的好处。作为安全的额外措施，据说她从关中的长安周围地区迁移十万户去充实该城。［5］ 有才能的官员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来到新都，正像《资治通鉴》在少见的一段赞扬文字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武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6］ 部分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几乎立刻着手缓和恐怖统治。［7］ 691年，特务头子周兴被声名更为狼藉的副手来俊臣请去，要他或是供认曾参与最近一次阴谋的事实，或是投入自己的瓮中。［8］ 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所杀；次年，有850名他的仆从被审讯、判刑，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武后表现出，她既能在以前满不在乎地支持这些酷吏，也能在以后满不在乎地处理他们，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她继续让来俊臣及其党羽为她效劳。
不久，他们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长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为武后之父的后嗣。［9］ 他与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约在670年已来到京师，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从高宗去世起，他已成为劝进者中最坚定的人，显然他把自己看作是他姑母的继承人。武家的势力迅速发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几年，由于武氏中的几个成员被授予高级文武官职，所有的成员都被封为王和得到实封，［10］ 他们都牢固地树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虽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头衔，但武承嗣却信心十足地发起了一场要求宣布他自己为太子的请愿。
整个朝廷陷入一片争吵声中。武后对她侄儿的请求表现得很惊奇，所以在朝廷广泛征求意见。有的人大胆直言反对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来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维护者是李昭德，他是从小士绅通过科举考试发迹的另一种“新”型官员；此人是如此刚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绣袍违背了节约规定的官员鞭笞至死。［11］ 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让她家属拥权过重的危险性；不到一周，她剥夺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权力。当她侄儿怒冲冲地前来抗议和污蔑李昭德时，她平静地对他说：“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12］ 事情到此结束，但只是暂时的。如果说这一次武后对她家属抱敌视态度，但其他几次她的态度又迥然不同，竟让他们在公开典礼中作她的助手，还命他们统带她的几支大军。为了防止出现睿宗被指定为她的继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惩办了那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两名宠妃。其中一人就是未来的玄宗之母。
对她的这种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武后确实被自己的氏族和诸子争夺继位权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结果，狄仁杰的论点——集中在母子纽带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两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势有利于她的长子。但第二种解释同样可以讲得通。她把决定拖延至698年，因为继位问题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很有价值的手段。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视作武后整个执政期间表现的政治技巧的一个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对宰相们的皇权，在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开始时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脑的职位。它逐渐也被授予其他高级官员，所以宰相的人数可从3—15人不等。［13］ 他们的职责范围是辅弼天子，指导官员和掌管政务，从而使宰相成为最重要的官员。［14］ 到7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触犯帝权的强烈的集团意识、主动性和愿望的种种迹象；这些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围绕废黜高宗第一个皇后的争论方面。太宗没有大力反对这一倾向，似乎常常只把自己看作是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历史学家从此就对“贞观之治”大加歌颂。这些历史学家之蔑视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独断专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权力的发展，又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和篡位者。她半个世纪的统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们会发现，她几乎使人觉察不到而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采用的方法一般没有超越传统的框框。
例如，任免权无疑是皇帝的一个特权，而武后使用它时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统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为七年。从684至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两年。60岁以下被任命的为数甚少，职务的调动空前频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担任宰相的三年中也担任了不少于七个不同的职位。临时任命和在京师外执行长期任务的情况比以前更加频繁；部门职能的自然重叠使武后取得在集团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机会。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样的杰出人物与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辈和道教的术士一起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当697年来俊臣最后被处决时，她竟听任一个捏造的罪名把来俊臣的主要敌人李昭德同样处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达惊人的80％的人从高级职位上被迫撤下来，有的人被流放或处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级任用。太宗时这样的人占33％。在她统治时，官僚的高级圈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令人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赋，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种种危险作为警告。它名为《思慎赋》。
其他传统的控制办法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专门的奖赏制度，它旨在提醒人们，荣誉的取得不但靠科举中试或靠成为高官显宦，而且还靠在职时取悦于统治者。像清代多产的史学家赵翼就有时称赞她能接受大臣的规劝和批评。［15］ 但是一经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终划清对她自己的批评与限制帝王特权的企图这两者的界线。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块她奉为祥瑞的白石，因为她重视这块白石的“赤心”。当李昭德观看时，他说：“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她与其他人一起也为之解颐。［16］ 在另一次，她的宠臣吉顼坚持提出继位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她把此事视作“家务”。她告诉他，太宗曾对她谈到一匹不能驯服的新马。她冷冷地看着吉顼说，“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这个大臣颤抖退出。［17］
有时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议政，她宁可依靠她的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个通称为“北门学士”的非官员顾问集团。它是后来翰林院的前身，不但为武后草拟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而且还协助决策。当宰相们阻挠兴建明堂的奢侈计划时，武后干脆绕过他们而依靠这些学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现象是：存在一个发展和扩大的官僚集团，而同时它的上层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个日益发展的官僚阶层遇到了武后这位对手，这可能是在她被废黜时只有一个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几年相对地说是平静的，恐怖的缓和带来了处理若干老问题的机会。在边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蛮诸部落正为进行了相当时期的内讧所苦；在690至694年期间，超过35万名“蛮夷”前来中国避难。两名有才能的将军王孝杰和唐休璟说服武后，收复678年丧失的“四镇”的时机已经成熟。在692年阴历十月，他们在西面击溃了吐蕃军，并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府。［18］ 可是在朝廷，武后对严重的行政问题表现得认识不够，自己忙于汇编文学作品及设立新职位以安插和滥用官员，再就是忙于与佛教打交道。她又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轮”的头衔；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轻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杀生。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一印度宗教的庇护说明了面首和尚对她的影响；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礼仪。［19］ 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的禅宗。［20］
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21］ 武后显然看到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22］ 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705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循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决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世纪初一定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括浮逃使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年和703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23］
在8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至704年，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年，曾有对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24］ 造成国库真正严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但从695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他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25］ 在他的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在695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世纪60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26］ 695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
这场叛乱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以来，一直平静无事。［27］ 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尽忠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28］ 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镇”撤出。
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的，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尽忠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29］ 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30］ 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31］ 靠与太平公主和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32］ 虽然武后年约七十，但据史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33］ 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34］ 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契丹则无阻拦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
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于大都护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国内六个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随之而来的朝廷的一次大辩论中，武后开始时倾向于李峤和田归道的“强硬路线”，但契丹的威胁迫使她支持绥靖派。［35］ 她勉强送给默啜大量贿赂，并答应皇族联姻，以期至少暂时使他得到满足。随着夏季的即将来临，她派两支大军（其中一支兵力20万）征讨契丹，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只有很少中国人参加了叛乱；契丹的首领因一次外交的错误而与默啜疏远，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断送给突厥人。这个消息传到了已与中国人交战的叛军那里；当非契丹族部落民哗变时，士气低落的军队崩溃了。那些在溃退中免遭杀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难。契丹叛乱终于被平息，但这是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河北大部分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气氛缓和下来。来俊臣第一个消失，他的下台是自食其果。他权欲熏心，竟同时指控李氏和武氏两个皇室成员都在搞阴谋。太平公主的狡诈几乎不亚于她母亲，她领导被控者进行反指控，并且进行得如此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将来俊臣处决。整个京师为他的死而庆贺，甚至在暴民将他的尸体撕成碎块时，官员们就开始上报他的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武后终于相信，首先她承认自己已经受骗，诚恳地答应结束恐怖统治。这次她决意这样做，以狄仁杰和吉顼为首的大臣们迅速行动，立刻提出继位这一微妙问题。698年阴历三月，中宗及其韦后从他们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阳。武后已决定帝国将再次由李氏家族来继承。
这一决定使武氏利益集团深为失望。据说武承嗣不久因懊恼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与默啜之女结婚这一不光采的场面之前。正统的官员们惶惶不安地抗议，其中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官员说道，“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这个批评者张柬之被贬至遥远的边境区，直至704年才回来领导一次复辟政变。对武后来说，派侄孙前往突厥的行动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当时已认清武后无意答应他的几个主要要求，于是利用这个亲王的来临作为借口，以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对朝廷猛烈攻击，抱怨所收礼物的质量低劣，他嘲笑与武氏联姻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门第。他最后说：“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36］ 698年秋，他率军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条路线，穿过耗尽元气的河北入侵中国。武后设法唤起全帝国进行另一次大行动，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组成的、估计达45万人的军队。当这次大军也不足以阻止机动的夷狄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这次人民抵制了。连续的征兵总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声中，中宗被宣布为太子和河北几支军队的统帅。史籍可能夸大其词地记载说，五万人立刻响应这一号召，在同年阴历九月末，狄仁杰能够率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开赴战场。随着军队的到达，默啜撤退了；他带着40万大军忙于为自己扩大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势力。司马光黯然指出，“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37］ 在十年内，他控制了从满洲边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
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专门的常备军外，没有采取防止危机再发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最明显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结束代价高昂的远征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时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场大病后，似乎满足于吃老本和享乐了。最后，边境的威胁开始迅速减少。当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终于行使他的王权，对论族及其支持者进行打击并打败了他们，杀死了数千人。虽然内讧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们在次年仍对中国大举进攻。这证明是一场灾难。唐休璟将军在六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们，使他们溃不成军。武后然后命郭元振掌管陇右道的凉州这一战略中心，他与继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练地治理了十年，扩大和加固了中国的领土，赢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繁荣。702年，吐蕃人恢复对中国的朝贡，并要求和亲。不久，吐蕃与它属下的民族的内部纠纷、幼王的死亡和七岁的统治者的登基，确保了又一个安定的时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国才听到有关致力于建立对西突厥人统治的默啜的消息，当时他率领一支大军沿传统的突厥入侵路线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围。正当组织反攻时，他又撤军；次年夏季，他要求将他女儿嫁给皇太子的一个儿子。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但有迹象表明，对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作了某种安排的。703年，中国人在托克玛克（碎叶）沦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组安西都护府。但默啜在鸣沙（今宁夏南部的中卫附近）最后一次大胜中国人后，不再在中国制造麻烦。他不断忙于对付其附属部落的起义，直到716年他在远征北拔野古人时死去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团企图推翻他们的种种活动所支配。特别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恋她的两个面首，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随之下降。699年，她为二张设置新的机构控鹤府，以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鹤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虽然设置的公开目的是提供有才华的文件草稿和文学作品汇编，但它很快就堕落为类似男性后宫的场所——如果朱敬则的奏疏可信的话。［38］ 到700年年中，它已变成了一个制造闹宴、赌博、酗酒、反常勾当和荒诞行径的丑闻的地方，又是以后几个世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们取得素材的富矿。武后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虽然她越来越在京师外约60英里的三阳宫寻求更省力的娱乐。
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小人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在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痛恨的情况下，二张竟然还疏远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对前者，他们主张让李氏成员继位，对后者，他们告发了中宗的两个子女，即他的长女和他与韦后所生的独生子，两人因批评二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也使二张失去了在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死后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与两个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个联合也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们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一家庭悲剧发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长安，准备在那里住两年。史籍都未说明原因；也许这是出于健康的缘故。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迁移，打算表示帝国不久将重归于唐室。她在长安颁发文告，以终止所有反对她的叛乱者的危险处境，并且为有一个成员犯罪的家庭恢复已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迁移的最后一个目的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最后一点，她失败了。
二张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讳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经遭受多次关押和流放。他或是通过二张的奴仆，或是通过一个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经几次打击二张，并已随朝廷前往长安。二张正确地怀疑他的用心，当703年年中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患重病时，他们决定先对他进行打击。5000440_0325_0［39］ 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张武后退位；同年阴历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审讯开始了。整个朝廷全力证明魏元忠无罪，但只有当后来成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张说改变作伪证的主意时，指控才表明是绝对虚假的。
但是武后决定压制正义和为她宠爱的人挽回面子，为此她把魏元忠和张说二人都发配到南方，这就使她威信扫地。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动可能决定了她的命运。高级官员看到了二张权势炙手可热的程度，同时也认识到打倒他们的必要性，否则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或真或假的临终遗诏所决定。有的官员走得更远。如果不能把专擅武后宠爱的两个可鄙的宠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须下台。阴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阳。
在这时，武后最后显示了她的干劲，她通过放弃建造一座昂贵的佛像、撤换一批贪官和在岭南发生严重抗议后提高道的行政级别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二张的问题。她经常生病，只有二张能进入她的内寝，同时粗暴地打发一些失望的大臣们离开。在秋季，张昌宗在一次对他家族的几个次要成员受贿的指控中受到牵连，尽管他明显地有罪，却只处以轻微的罚金。朝廷再次为之震动；部分地为了进行安抚，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声望又干练的张柬之提升为宰相。张此时已80岁，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半失宠的情况下在京师外度过的，并且他策划倒武后的活动已进行了相当的时间。只有他最亲密的几个心腹才知道他的计划已进行得很顺利，而大部分官员继续把攻击予头针对二张，试图以合法手段把他们消灭。704年阴历十二月，他们指控张昌宗犯有叛国重罪，当连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开脱他时，她就采取了特恕的办法。反对派这时才认识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们行动了。主要的密谋者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已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劝出东宫，并带了五百名御林军进入玄武门。［40］ 他们在庭院内遇见张氏弟兄，把他们就地处决。在他们进入皇宫前，披头散发和狂怒的武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势后，就以轻蔑的字眼对颤抖的儿子和其他密谋者讲话。然后她返回卧床，她半个世纪的权力到此结束。
［1］ 《全唐文》，卷17第10页。
［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年），第14页；重印于《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页以下。
［3］ 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4—156页）对之进行了讨论。
［4］ 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5］ 《册府元龟》，卷486第33页。
［6］ 《资治通鉴》，卷205第6478页。
［7］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5页。
［8］ 《资治通鉴》，卷204第6472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页。
［9］ 《旧唐书》，卷183第4727—4729页。武后在665和666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当时，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异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
［10］ 见《旧唐书》，卷183第4729页；《唐会要》，卷90第1639—1640页。
［11］ 《资治通鉴》，卷205第6491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名亲密助手。
［12］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3—6484页。
［13］ 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页以后。
［14］ 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年）。
［15］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 1974年），卷19第415—417页。
［16］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4页；《旧唐书》，卷87第2855页。
［17］ 《资治通鉴》，卷206第6544页。
［18］ 《资治通鉴》，卷211第6487—6488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90—204页及以后。
［19］ 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页）中作了描述。
［20］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页；S.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297—306页。
［21］ 《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22］ 《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23］ 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 6（1961年），第90—95页；内藤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223—345页。
［24］ 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445页。
［25］ 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黜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特别是第49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 1948年），第155—158页；诺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页。
［26］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9页。
［27］ 《旧唐书》，卷199下第5350页。
［28］ 《资治通鉴》，卷205第6505页。
［29］ 《资治通鉴》，卷205第6510页。
［30］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3页。
［31］ 《旧唐书》，卷78第7页。
［32］ 关于张氏兄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78第2706—2708页；《新唐书》，卷104第4014—4016页。
［33］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卷206第6539页。武后与张氏弟兄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叙述也不完全明确。但《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所引朱敬则的奏议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是公开的丑闻。
［34］ 《旧唐书》，卷78第2706页；《资治通鉴》，卷206第6514页。
［35］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6页。
［36］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0—6531页。
［37］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5页。
［38］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8、6546—6547页；《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其名称可能来自武后的信念，即张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晋（即王子乔），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据说他骑白鹤升天。
［39］ 对魏元忠审讯的主要记述载《资治通鉴》，卷207第6563页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页）有英译文。更详细的情况见各参与者的传记。
［40］ 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队在622年已被名为御林军；见《唐六典》，卷25第2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556、833—835页。它的成员一般与皇帝有某种私人关系；从他们的社会排他性看，卫士们似乎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9页以后，再版本第143页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们为什么是每次政变的决定性因素的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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