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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描写社会生活著称的《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无不从民间俗文学与笔记文学等其他文学样式汲取养料来壮大自己。如人们最为熟悉的“走后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最初，它起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留后门》。罗大经说的是：绍兴二年（1132）冬天，刘豫进犯，赵元镇主持国务，请高宗亲征，当行至苏州，有一喻子才向赵说：“
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任?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退有据。”赵认为：这样当然好了，可如何实现这样的计划?喻子才道：
张枢密在福康，若除闽浙江淮宣抚使，则命到之日，便有官府军旅钱谷，彼之来路，即我之后门也。
赵大以为然，便依喻子才的建议而行动了。罗大经对此评论道：御驾亲征，事大体重，应该进退有据。可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岂预留后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一语道破了“后门”的乖巧、不正当的属性。
“后门”出现在著作家笔下，表明“后门”已成为一种广泛公认或约定俗成的社会语言现象。作为最敏感的社会神经的小说中也出现了“开后门”一语，更加证实了在宋代“后门”的运用已相当普遍，社会政治已相当腐败。《水浒传》第七十九回就有这样一个例证：济州一老官吏王瑾，见高太尉征剿梁山好汉不顺，便献计道：
贵人不必沉吟，小吏看见诏上已有活路。这个写草诏的翰林待诏，必与贵人好，先开下一个后门了。
高太尉见说大惊，问道：“你怎见得先开下后门?”王瑾禀道：
诏书上最要紧是中间一行，道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这一句是囫囵话。如今开读时，却分作两句读，将“除宋江”另做一句，“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另做一句。赚他漏到城里，捉下为头宋江一个，把来杀了，却将他手下众人，尽数拆散，分调开去。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但没了宋江，其余的做得甚用!此论不知太尉恩相贵意若何?
王瑾的这一个“开后门”，倘若得逞，那自然是可将宋江等人一网打尽。王瑾因此赢得了高俅的欢心，一句“开后门”，使他从一个普通小吏上升到帅府长吏，参与了机要。这反映了“后门”已在官僚阶层中运作得十分娴熟，并得到了一致的认同，甚至可以开至“圣上”。但“后门”也并不完全是一种含意，也可以为男偷情之隐喻。人所熟知的《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就是从王婆家的“后门”开始的。在笔者的学术视野中，在宋代以前像《水浒传》中这样男女利用“后门”偷情的描写是不多见的，但“后门”自宋以后泛滥不已，几乎成为男女偷情的代名词，连民间歌谣都有了这类的语言现象，足见其影响之大。如冯梦龙《山歌》卷二《私情四句》专有一首《后门头》，直言不讳道：“结识私情后门头”。
在宋代以后的小说、戏剧中，“后门”有时亦作“脚子门”、“角子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角门”。元代杂剧《东墙记》第三段：“我试往后花园看去。呀!这角门怎生开着?”还有宋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万秀娘移步出那脚子门，来后花里。”宋话本《杨温拦路虎传》：“杨温随员外入到后地，推开一个固角子门，入去看一段空地。”最为大家熟悉的是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相会时，也是“开了寺里角门儿”，也就是通过“后门”见面的。
《金瓶梅》中展现“角门”之处则更多，绝大部分是借“角门”偷看男女行房中事，或西门庆与妇女勾搭成奸时借“角门”而入，如第七十八回、第八十三回等。特别是在描写潘金莲和西门庆女婿陈经济通奸时，每次都是通过“角门”接头。在这些章节里，“后门”成为作者揭露、嘲讽潘金莲淫荡的一个“道具”了。《红楼梦》亦未能脱俗：贾瑞被王熙凤设计，关在“穿堂”，“一夜几乎不曾冻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幸而天气尚早，人都未起，从后门一径跑回家去”。贾瑞狼狈不堪、见不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可谓传神极了……
通过以上考释，我们可以理出一条脉络，那就是大部头的作品，其基础往往是民间生活所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一经点化，登堂入室，又加流布，便为经典。其间借鉴点化之功是最为重要的，即便两种不同文学样式，也非常需要这一媒介。比如，《金瓶梅》爱好者，对其书第九十回那位教头的印象是很深的，因为这位教头实际是以滑稽丑角的形象在卖艺，他是这样自我表白的：
我做教师世罕有，江湖远近扬名久。双拳打下如锤钻，两脚入来如飞走。南北两京打戏台，东西两广无敌手。分明是个铁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鸡；董家拳，只好吓小狗。撞对头不敢喊一声，没人处专会夸大口。骗得铜钱放不牢，一心要折章台柳。亏了北京李大郎，养我在家为契友。蘸生酱吃了半畦蒜，卷春饼了两担韭。小人自来生得馋，寅时吃酒直到酉。牙齿疼，把来锉一锉；肚子胀，将来扭一扭。充饥吃了三斗米饭，点心吃了七石缸酒。多亏了此人未得酬，来世做只看家狗。若有贼来掘壁洞，把他阴囊咬一口。问君何故咬他囊?动不的手来只动口!
明代戏剧《玉环记》第十四回《韦皋延宾》中也有一丑角扮武术教头，所唱与此大致相同：
［丑］我做教师真罕有，江湖远近驰名久。双拳打下如槌镇，两脚入来如飞走。南北二京打类（擂）台，东西两广无敌手。分明是个铁嘴钉，自家本事何曾有。小木棍只好打田鸡，刊（看）家拳吓小狗。撞对头不敢啐一声，没人处专会夸大口。骗得铜钱放不牢，一心要折章台柳。亏了东京张大哥，留我在家为契友。醮生酱吃了半林葱，卷春饼吃了两林韭。小子自来生得馋，寅时吃酒吃到酉。牙齿疼把来挫一挫，肚子胀将来纽一纽。充饥吃了三斗米饭，点心吃了一大缸酒。亏了此人未得酬，来世做只看家狗。若有贼来掘地洞，把他阴囊咬一口。
《玉环记》的作者署名是杨柔胜，似是不太出名的一位剧作家，笔者查阅了多种明代史料，均未找见他的身影，所以一时很难断定是《玉环记》在前还是《金瓶梅》在前，也就是谁给予谁创作以影响，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明代的小说、戏剧这两种文学样式彼此互相借鉴之处是很多的，此已成风气。
这是因为古代社会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任何一位文学创作家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生活材料，所以，借鉴姊妹艺术，乃至从已有定型的俗文俚章中取材，以扩大本身的表现领域，已成为一门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中国古代任何一部描写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都未能例外。有许多考据家从许多著名的长篇小说寻找出借鉴的痕迹，以至这样的工作已成为一门学问。
例如，笔者发现一条这样的线索，《夷坚志》甲志卷第四《侯元功词》记载：
宋代密州侯元功，从少年时期就赶考，直到31岁才得到乡贡的名称。许多人因为他这么大年纪才中乡贡，对他很看不上。有一个浮浪子弟将他的形象画在风筝上，引线放之，以为嘲弄。侯元功见了不仅不恼，反而大笑，作了一首《临江仙》词，题在纸鸢上面：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词言志，侯元功更加发奋读书，一举登第，五十多岁的时候，果然当上了执政。在数百年后的清代，大观园里的薛宝钗借吟咏柳絮，也作了一首《临江仙》词：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此词抒发薛宝钗自比春光中无根的柳絮，一有时机，便借此直上青云的胸襟，这在当时女子中是不同凡响的。两首词虽同一词牌名，可是两种风格；两个人，一男一女，虽差距甚远，但灵气却相通。一是借风筝腾空抒怀，一是借柳絮升空表志。一是公开批评浪荡子不了解他的高远志向，坦白直露；一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显示出了女性的细腻。两词写作手法虽不同，但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无据可考曹雪芹是否读过《夷坚志》，可是从《红楼梦》中穿插的大量酒令、灯谜、诗词来看，能否说明曹雪芹在进行《红楼梦》的创作准备时，阅读过大量的笔记小说?毫无疑问，曹雪芹是吮吸着笔记小说的精华的，《夷坚志》也许就是其中的一部吧?
在中国文学史上，俗雅之间的交融、转化是一条基本规律，俗雅之称亦是相对而言的。如相对于文言的《夷坚志》等笔记文学，《红楼梦》可称之为俗，而相对于民间说唱文学，又可称为雅了。“俗”文学常常向“雅”文学提供养料，而一旦“雅”文学形成，它又可能给“俗”文学提供创作的范例。如从清代车王府所藏“曲本子弟书”来看，几乎所有的古典名著，都有“曲本子弟书”的阐释之作，如红拂私奔、贵妃醉酒、舌战群儒、坐楼杀惜、红娘寄柬、海棠结社，这些故事均被衍化成为可供演唱和欣赏的优美韵文。伍子胥、白居易、赵匡胤、崔莺莺、孙悟空这些人物形象，均由“子弟书”作者以自己的审美趣味，以通俗化的笔法，加以重新调整，再次塑造。二十八回的《全扫秦》中，岳飞英魂显灵，秦桧受尽痛疼，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万载千秋人唾骂，若要翻身万万难”。这样的《全扫秦》，无疑成了另一部弘扬忠烈、抨击奸臣的范本，它是说唱“俗”文学向《说岳全传》等“雅”文学借鉴的成功之作。正是这样的俗雅之间的相互交融、转化，才使人们看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多样而又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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